清晨六点还没到，伦敦的雾气还没散去，麦迪逊广场花园里却先飘起了热浪。
那是一群人，穿着西装，拿着棍棒，挤在庞大的圆形舞台上，对着洪流般的观众喊叫。我站在人群外侧，手里捧着一杯热咖啡，看着那些面孔。他们眼神里的狂热，像是被啥庞大的东西强行拽进了他们的身体里。
这种狂热，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纯粹，它让人想起某种古老而粗糙的仪式，仿佛只要大声呼喊，就能驱散现实所有的沉闷与荒谬。
书里的哈姆雷特，要么说更准地说，是那个像哈姆雷特一样的男人，在舞台上演得淋漓尽致。他不是为了进食，不是为了就寝，也不是为了某种更高的道德准则。他就是为了那件事，就是那直接扑面而来的、灼热的东西。
可是，就在他最亢奋的时候，他终于忍不住摘下面具。他看着台下那些被你点燃的观众，看着他们眼中燃烧的火焰，突然意识到这火焰并不归于他。他看着自己的手，那双手平时用来写诗、画画、弹琴，此刻却沾满了舞台上的汗水和灰尘。他想起了那个在角落里默默写诗的女人，想起了她那些被出版商嘲笑、被评论家轻视，就连被读者遗忘的诗。
“这不过是六便士！”他喊着，声音颤抖，却无比真。
在这个声音出现的瞬间，舞台上的狂热瞬间凝固。观众们的欢呼声戛可是止，有人就连启动拿着棍棒敲打舞台。
那种爆发，那种近乎自毁的痛快，让所有目睹它的人都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。它像是一块烫手的烙铁，掉在地上，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滚烫而悬。
这时候，幕布缓缓拉开。台上那个曾经狂热得近乎疯狂的男人，此刻站定，整理了一下领带，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。他转过身，对着台下那仍然未散的狂热人群，忍不住低语了一句：“我想回家。”
“我想回家。”
这句话里的重量，比舞台上任何一声呐喊都要沉甸甸。他说出的不是“我想就寝”，也不是“我想逃离”，而是“我想回家”。
这种逃离，不是好办的逃避，而是一种回归。他回到了那个只有他和爱人、只有月光和六便士的世界。
大量人看到这本书，第一反应是想：既然目标是月亮，为啥还会执着于六便士？
是不是读书人就应当像月亮一样高洁？
是不是应当为了宏大的叙事而牺牲个体的幸福？这种质疑是合理的，也是常见的。
毕竟，在文学日决的框架里，月亮代表精神，六便士代表物质，前者显然优于后者。
但当我们真正沉浸在这段阅读体验里时，答案似乎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