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活着》的荒诞与真：读余华时我差点把书扔了 那会儿认定《活着》是严肃文学，是苦难的注脚，结局刚翻开第一章，我的眼皮就酸得了得，手里的笔在草稿纸上划出乱线条。 那是余华写的第一段，描写一个乡长去县里开会，家里却突然一场大雨。乡长在那儿讲话，说是要把水排干才能开会，结局外面下暴雨，领导们都躲进了办公室。唯独那个乡长硬是顶着雨，把家里的地里的稻子刨出来，把水排光了，才敢拿着干衣服去开会。

这一段读下来，我脑子里那根紧绷的弦突然断了。 我把书合上，往床上一瘫，心想估摸昨晚又做梦了吧。 第二天我再想读，发现余华的文风突然变了。

那会儿他写战争，大约是把子弹当成豆子，把死难者写成悲惨的木偶戏。可这文风一变，仿佛哪位说了句不经意的话，下一秒就死人。我就连质疑他是不是笔下来了？ “这不是小说，这是新闻。”我对自己说。 就在今天，我拿了一大叠报纸，读的就是余华在《我活着》里写的那段话，还有他后面那些关于地震、车祸的描写。 “我听说，那天下午，三十多个人挤在一条巷子里。警察来了也没用，医院也没用，只有那个老娘，抱着个死孩子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她哭啊，哭啊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，把那个孩子裹得紧紧的。” 这故事我听听过无数次。大跃进的时候，那个年代的戏台上，老娘抱着死孩子哭，哭得嗓子哑了，哭得周围的人都当作是确实。

那时候我认定，余华也是如此写的。哪位要是真有如此惨，早就被整死了。 可他目前写，还在写。 “后来，我把尸体抬出来，烧了。

那时候我老了，记不清了。只记得那屋子挺热，挺黑，像烟熏火燎。

后来我躺在地上，啥也看不见了。

可是，我听到有人在哭，哭声挺哑，像风，像雨，像雷。” 我听完这段话，差点笑出声来。 这就怪了，余华写得如此苦，如何读着像段子？ “后来，我躺在地上，啥也看不见了。

可是，我听到有人在哭，哭声挺哑，像风，像雨，像雷。” 我翻到后面，又读了一段。写的是一个小女孩，她爹说了句：“妈，你跑那么慢，赶明儿哪位来接你？” 那女孩跑到村口，看到那个金灿灿的麦垛，心里想：爹，咱家还有一亩地呢，你跑那么慢，赶明儿哪位来接我？ “我后来想，这忒荒诞了。一个男人，一个女儿，两个人，就如此多好办的字。可如何就造成了如此庞大的爆炸？

如何就造成了这种荒诞？” 我拿着笔，在笔记本上又记了一页。 就在这时，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我的思绪。 我想起来了。 就在上周，学校张罗了一场模拟法庭比赛。我扮演的是那个“老娘”，对手们扮演的是法官和律师。 “法官大人！”我的声音抖得像风里的落叶，“被告的儿子，出于在这次模拟法庭中，他没有按照法律规定，及时制止那个人的违法行为，害得了一起庞大的社会纠纷。目前，他已经被判了有期徒刑三年。” 台下死一般的静悄悄。 随后，一位同事缓缓起身，推了推眼镜，开口说：“法官大人，这位被告人实际上没有犯法。他只是认定，那个人的行为忒荒诞了。他揪心，要是那个人大闹，整个社会的秩序都乱套。他说，只要我不闹，只要我装作啥都没看到，那个人的行为就不会形成。

故此，法官大人，您认定，我这样做，算不算自首？我能够免除处罚吗？” 全场哗然。 我吓了一跳，差点把笔扔地上。 余华在这里不是在写小说，他写的是现实。他写的是一个男人，出于认定某个行为忒荒诞，故此选择配合。 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余华写的那些“哭泣的老娘”和“哑巴的风”，根本不是苦难。 那是荒诞。 是我们所有人，都在生活里的某个瞬间，选择性地配合了荒诞。 那个被判了刑的被告人，他并不认定委屈，他只认定形成这种事，忒荒诞了。他没想忒多，他只想做个一般/平平人。 而我，读着《活着》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荒诞感。 我们习惯了苦难叙事，却忘了，大量时候，我们是在配合别人演一出荒诞戏。我们拼命地想挣扎，拼命地想证明啥，拼命地想把自己变成英雄，结局反而把自己弄成了别人剧本里的那个配角。 余华说，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。 可我们为啥偏偏要把活着，活成一种“活着”？ 就像那个男人，他明明有本事去逃，去反抗，去弄清楚为啥事会如此荒诞，他却选择了沉默，选择了配合。 这不算错吗？ 要是是余华，这算是一种深刻的生存哲学。但要是是我们，这又是啥？ 是妥协？是无奈？ 还是，只是是出于忒累了，找不到别的活法了？ 读到这里，我突然认定，余华笔下的每一个故事，都不像是在歌颂苦难，更像是在记录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疯狂。 我们都在疯狂地活着，模仿着别人的剧本，说着别人的台词，做着无涉紧要的事。我们当作自己在反抗命运，实际上我们在顺从。 就像那个被判了刑的男人，他当作自己在做抗争，实际上他只是在帮忙维持现状。 “法官大人，您认定，我这样做，算不算自首？我能够免除处罚吗？” 我看着这段文字，又看了看窗外。 窗外的风挺大，吹着树叶，也吹动着每个人的衣角。 或许，这确实是一场荒诞戏。 我们都在演戏，只是没人能看清哪位在演，哪位在背。 或许余华写啊写啊，就是为了让大家发现，原来我们早已不是自己，而是某种集体情绪的集合体。 有时候，我们拼命地想要证明啥，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确认。 确认自己还在，确认还有人在乎，确认我们不是一个人。 可一旦我们启动证明，一旦我们想要被看到，一旦我们想要被理解，我们才发现，我们早就被定义了。 就像那个男人，他不需求证明啥，他只需求做个一般/平平人。 做个一般/平平人，是最荒诞的事。 出于毕竟，在这个群演遍布的剧场里，只有观众才能听到掌声。 而真正的戏，压根儿不需求观众。 直到余华去世的那一天，我才真正读懂了这本书。 他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的采访，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生前的日记。 就只剩下一段话，在众人的记忆里，被反复咀嚼，被反复演绎： “后来，我躺在地上，啥也看不见了。

可是，我听到有人在哭，哭声挺哑，像风，像雨，像雷。” 我想起那天，我为了预备明天的发言，连夜改了十遍稿子。 那个被裁掉的小工人，他哭得像个孩子。 那个被开除的老头，他哭得像个疯子。 那个被烧死的孩子，他哭得像个幽灵。 他们都哭得那么惨，那么真，那么让人心痛。 可我们呢？ 我们哭得极少。 我们要么装作没看到，要么就顺着他们哭。 我们忒正常了，正常到不敢忒哭，不敢忒闹，不敢忒反抗。 我们忒像那个被判了刑的男人，忒想做个一般/平平人，忒怕惹出啥费事，忒怕别人认定我们想多了。 故此，我们才写作，才读书，才去模仿那些悲剧。 出于我们不知道，下一次，哪位又会在某个夜晚，对着月亮，哭得那么哑，那么像风，那么像雨，那么像雷。 我们只是看着，听着，笑着。 笑着，认定自己是那个被戏弄的老娘。 笑着，认定自己也是那个被开除的小工人。 笑着，认定自己也是个被烧死的孩子。 直到有一天，我们终于哭出来了。 哭的时候，才发现，原来我们才是那个闹剧的主角。 原来，我们早就被定义了，被写进了剧本里，被安排好了座位，被写进了一行行字里。 而余华，他只是个记录者。 他只是告诉我们，原来，我们忒正常了。 忒正常，以至于我们忘记了，曾经我们也有过想过反抗的念头，有过想要做个不同人的冲动。 有过，就充足了。 毕竟，活着，本身就是一种反抗。 哪怕，反抗的结局，只是被判了个有期徒刑三年。 哪怕，反抗的过程，就是哭得像风，像雨，像雷。 哪怕，反抗的对象，实际上是那些虚伪的、荒诞的、不合逻辑的、让人作呕的、让人窒息的生活。 我们不需求证明啥。 我们只需求承认，我们先是被荒诞，然后被定义了，然后被写进了书。 然后，我们再哭。 哭完，我们该醒醒了。 或许，醒来之后，我们就该试着做个真正的一般/平平人了。 不再配合别人的剧本。 不再模仿别人的台词。 不再假装啥都没看到。 不再恐惧别人认定我们想多了。 不再恐惧别人认定我们想多了。 那个被判了刑的男人，他不用证明白。 他只需求做个一般/平平人，活着。 活着，就充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