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在鲁迅先生笔下像刺猬一样倔强又有些迟钝的农人范爱农，在我眼前浮现出来的时候，心口突然就堵住了。

那堵墙里，挤满了我对故国破灭、民生凋敝的痛楚，也挤满了我对这位“被遗忘的过客”纯粹的怜惜。 鲁迅先生写范爱农，实际上是在写一种畸形的“清醒”。在那个列强环伺、国运衰微的年代，范爱农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底层知识分子。而鲁迅，一个出身微寒的知识分子，偏偏要钉住一个卖力气、没啥文化的农人，说他是“看客的奴隶”，是“被压迫者的代表”，又说他是“清醒的人”。

这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的错位。范爱农在船上，听着船工们谈论着“前清政府”的贵族梦，他可能并不懂啥“前清政府”究竟是啥，他只知道自己是个扛了半辈子重的农人，身上带着泥土和汗水。鲁迅拿他做标本，摆在我面前，我就知道，他活得挺累，不只是是身体累，更是灵魂被这光怪陆离的世界撕扯得摇摇欲坠。 我想起那个在船上碰杯的夜晚。范爱农有些神志不清，整个人都涣散了，像是被抽干了力气，整个人都软了。我看着他那副模样，心里跟着他一起发颤。他真是个怪人，身上带着南方人的湿气，可眼神里却透着北方军人的狠劲。他看不起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洋人，却又不得不仰仗洋人的大船；他看不起那些只会打骂的农民，却又不得不和他们过日子。

这种矛盾的状态，像他这个人一样，让人捉摸不透。他爱喝酒，爱喝酒，醉了就喊“我要改革”，醒着了就骂“我要杀”。

这种大喊大叫，听着就让人想笑，可笑的背后，却是他为了活命，为了在动荡的时局里寻找一点立足点，不得不花的惨痛代价。 最让我震撼的，是他在《阿Q正传》里表现出的那种麻木。阿 Q 的“精神胜利法”，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特有的懦弱。而范爱农，在他那个年代，大约也有某种程度的麻木吧。他看着仇人张永福的帽子，认定对方是“洋鬼子”，认定中国是“弱国”，可是他自己，作为一个被侮辱者，明明受了那么多苦，却只能躲在壳子里。

那种“阿 Q 式”的自欺欺人，不是凭空想象的，而是他本人真的写照。他活着，只是是为了苟且。

这种苟且，远比阿 Q 还沉甸甸。出于阿 Q 的苟且是精神上的胜利，而范爱农的苟且，是肉体的苟且和精神的彻底破碎。 我也记得他死前的样子。他在破船里，看着外面的世界，竟然还带着几分“精神胜利”。他看着那艘船，认定那是他的“天地”，认定在这里，他能够像其他的农人一样，安安稳稳地活下去，不用再去面对那些威逼利诱的军阀和满口仁义道德的吃人者。他对自己说：“我活着，就是为了这艘破船。”这种自我安慰，比阿 Q 的“人比天高，地比人低”还要毒辣，还要残忍。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牢笼的囚徒，用他自己的鲜血和生命，筑起了这高墙。 后来，我才知道，他和沈从文在船上。沈从文写他，像写一本关于“流浪”的散文诗；而鲁迅写他，像写一本关于“悲剧”的寓言。两个都在写，一个看客，一个受害者。一个在书里呐喊，一个在书里沉沦。 如今回想起来，范爱农的死，不只是是出于那艘破船，也不只是是出于那个动荡的时局。是他自己的“清醒”，让他成了被时代抛弃的孤魂野鬼。鲁迅把他钉在字里行间，不是出于要批判他，而是为了让他这个可怜虫在别人的笔下，重新活过一次。

我想，要是我也能像他一样，在那个时代，像他一样，去扛着那根沉甸甸的担子，不说不做，不逃不跑，或许就不会被鲁迅先生那样“看客”似的安排了。 或许这就是命运的讽刺吧。我们读书，读鲁迅读范爱农，读这些那些“被遗忘的过客”，实际上就是在读自己的影子。范爱农的死，让我们看到了一群“清醒者”在乱世中的无助与挣扎；而鲁迅的笔，刀，让我们看到了一群“看客”如何戏弄这无助者，又如何在戏弄中，搞定了他们自己“看客”的救赎。 写到这里，我感觉喉咙里竟有些发干。一千五百字，像是一段挺长的路，又像是一个漫长的梦。梦里的人，都是被遗忘的。梦里的人，都在拼命地活，却活成了别人的玩物。范爱农，你让我想起了那个时代，想起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