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那个回小楼，今天正午的忒阳毒辣得能煎人的头皮，我躺在藤条床上，看着窗外那一间间挂着红灯笼的店铺，心里的愁绪却像被风吹乱的野草，如何也剪不平。杜甫这老头，一百多年了，只回来过一次，回来时一切都变了模样，可转念一想，这模样又有哪儿变过？ 那会儿写这首诗，认定是送别亲友，如今重读，只认定是个人在异乡的低语。

那时候的愁，是离愁；这一百多年后的愁，是对未知的恐惧，也是对岁月流逝的无奈。

我想起小时候听的故事，说古人种了一辈子的树，最终都要砍掉，再种一棵新的。杜甫种了一辈子的诗，如今他老了，把树都砍了。

这棵树叫啥名字？是“诗”吧？不管他种没种成，反正它留下来了，成了“杜诗”。古人种树为诗，我种诗为树。杜甫把生命和诗歌绑在了一起，绑得忒紧，怕松开了就会断掉；我目前把生活和生命绑在一起，也怕松了就会僵化。 实际上，最打动我的，不是陆游种花种树的细节，而是那份“物是人非”的苍凉。陆游七十一岁那年，还在给儿子写信：“昨日过桥，见紫兰数本，种在空阶下，叹不如种桃李。”他看着满墙的兰草，感叹不如种点桃树李树。老人都懂，花谢了，春天就没了；树倒了，根就断了。可杜甫不一样，他的根是诗。他写了一辈子的诗，哪怕最终那棵“杜诗”树被砍了，那些字句还在空中飘荡，像秋天的落叶一样，别看凋零，却覆盖不了整片秋田。 我常想，为啥古代的人都要种树？是出于人死不能复生，只有树能重生吗？还是说，树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存有？杜甫种了一辈子的树，种的是中国文化的根。

这根一扎下去，就扎进了五千年的土壤里，扎进了我们的骨子里。

哪怕他晚年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”，哪怕他“碾碎成泥”的“踏霜”二字，最终都只能化作“杜诗”两个字，但就凭这“杜诗”，就能把后世的人拉回来。 有人问，为啥偏偏是杜诗？

是不是出于杜子美忒忙了，忙得连步行都嫌累？可我认定，不是忙，是忙得尽兴。每天写诗，一遍又一遍，像是在打坐，像是在冥想。古人种树不为得，是为了尽兴。杜甫种树，种的是自己的精神家园。他认定，只要他还在写诗，我的根就不会断。

哪怕我目前老了，哪怕我走不动了，只要我还在读杜甫的诗，我就认定自己还活着，我的根还在。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形成的一些事件。新闻里说，有人种了二十多年的桂花树，目前树都老了，得砍了。亲戚们拿着小斧子去砍，说这是爱护，可我心里却堵得慌。我突然想起杜甫《摩诃池上》里的句子：“尽日掩关独看花，花开花落总由他。”花开花落总由他，花开花落总有时。古人早就悟透了，目前的我们，是不是忒纠结于花开花落？

是不是认定只要花开得久一些，树就老了？ 实际上，树不会老。除了树皮会变色，叶子会变黄，根会烂掉，树本身还在。杜甫的树也一样。他老了，但他还在写诗。

那“杜诗”两个字，就是树的生命力。他死了，诗还在；他老了，诗还在。

这就好比人活着，会老，会死，但只要留下了作品，就留下了生命。 杜甫一百多年没回来，回来时已是古稀之年。他站在回小楼，看着满墙的花树，心里想的不是“花谢花飞花满天”，而是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。

这哪儿是思亲啊，分明是思自己，思那一百多年的寂寞，思那一首首写不完的诗。 我想起小时候，爷爷陪我种了一棵白杨树。爷爷说，只要它活着，就代表我活着。

后来它死了，我也走了。如今我走了，可爷爷的白杨树还在。它依然在那里，依然站在那里。

这棵树，见证了少年的欢笑，见证了中年的累得慌，也见证了老年的孤独。它搞定了爷爷的使命，它也搞定了我的使命。 故此，我读这首诗，不认定愁，只认定是一种庆幸。庆幸古人种树为诗，庆幸我种诗为树。甭管树还是诗，甭管人还是诗，只要留下了，就一辈子不会消亡。 回到老家，路还是那条路，楼还是那座楼，只是风更大了，鸟叫更响了。我坐在回小楼里，看着窗外那一间间挂着红灯笼的店铺，心里明白，杜甫从未走远，他正隔着时空，在那棵杜诗树下，看着我，等着我。

那棵杜诗树，正低头致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