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鲁迅《药》，像是在嚼着一口又一口带着血腥味的旧糖，甜得发苦，甜得让人想吐。 起初我当作这书讲的是吃人，后来才知是吃人。街上的“人血馒头”卖给了愚昧的群众，他们当作是在找救星，实际上只是给死人喂药。咸亨酒店里的老栓，面对一碗药，神情恍惚，仿佛那是救命稻草。

这种麻木，比刀枪更可怕。 写到这儿，我得插个话。

这可不是喊口号，是血淋淋的事实。在民国那个啥都讲“新”的时代，连救死扶伤都成了笑话。卖药的人不懂医学，辛亥革命的成果也落得尘土飞扬。

那时候的中国人，真像鲁迅笔下那群看客，围观“吃人”，却认定津津有味。 我也得算笔账。鲁迅自己写，为了写《药》把这个药做出来了。得多少材料？大约有十斤干地黄，那是药材，是药，也是血。

还有一百多两白银。

这钱够多少？够买好几辆马车，够给那些“新主人”当嫁妆吧。鲁迅卖这个药，是卖哑巴吃黄连。他没药，没枪，没子弹，只能在街头卖这个没用的东西。 他知道自己写不了，写多了就是卖国。他只能写。他写那些卖药的人，写他们愚昧的眼神，写他们傻乎乎地信任“革命”能救国。他希望你懂，懂“吃人”二字，懂那碗药如何是药，如何是药。 但这书读下去，只认定悲凉。鲁迅写《药》的时候，大约是绝望的。他想以此唤醒民众，可民众早就被磨平了棱角。他用了血，却无人买单。他写那晚上的事，写那坟头，写那死去的革命者，仿佛那坟头里包着的是新中国。 结尾那句“这是怎么着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啊”，读来让人心酸。

那个民族，在吃人的旧梦里，确实能醒来吗？ 我不认定这是抗议，只认定这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。寄给那个自欺欺人的时代，寄给那些还在吃人的刽子手。信里答应我救救孩子，可孩子呢？孩子们还在吃人的梦里，还在那卖药人的愚眼中，等着被喂药。 直到今天，我想起鲁迅先生，还是认定他写得忒苦了。写得忒痛了。

那种痛，比任何战争都比不过，出于它痛在人心深处，痛在每一个没觉醒的灵魂背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