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五点多，我溜进后巷，风里还没散尽豆浆的焦香。巷口那棵老梧桐，叶子黄得扎眼，像哪位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。几个早起的邻居正抱着铁桶在树下歇脚，一位卖煎饼的大爷推匀了小车，看到我，咧嘴一笑，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糖。 今天天气真不错，风一吹，裤脚都被晒得发亮。隔壁王婶刚买菜回来，手里提两袋红薯，皮薄软糯，裹着枣泥，咬一口汁水“滋啦”冒出来，甜得直翻涌。她讲话总慢半拍，像下了过场，把第一句话拖得老长：“这红薯是自家种的……"可话没说完，眼下就眯了起来，眯成两条缝，眯成两团棉花。 街另一头，档案局正在改档案。张口闭口“审阅、审批、归档”，嘴里全是“务必”“严禁”。可档案管理员老张，私下里在帮公司写宣传册，把“让·梯耶·马拉盖”的名字改成了“让·雅克·拉莫”，顺便加了一句：“赶明儿哪位再让我改，我就让他去当抄写员。” 中午在饭馆进食，菜都是现炒的，火候掌握得死死的。老板是个胖子，讲话像打卤面，压头重，句句挑刺：“你这汤忒淡了，老刘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店要翻本？”我夹了块脆皮鸡扔回去，笑得直不起腰：“老板，您这生意做得真牛，连鸡都要挑刺，咱这手艺也就您如此高了。” 下班时路过废品站，满屋都是玻璃瓶、报纸和废报纸，堆得比房子还高。我蹲下来数了一下，有三百多个瓶子，平均厚度不到一厘米，能折成纸飞机。旁边有个小姑娘正跟老板争抢那瓶盐，两人把声音压得跟鬼哭狼嚎似的：“你这瓶子是稀罕物，我拿钱换！”老板直摆手：“别别别，这瓶子能换十块钱，你拿钱换，我拿钱换，咱俩都得破财。” 夜里十一点，间或听到狗叫。

那是一只领骑的狗，看到我，耳朵抖得像弹簧，摇着尾巴冲过来，嘴里吐着舌头，尾巴摇得比我的腿还快。它知道我在，也知道我下班了，知道它也是被家里那些粗枝大叶的人看紧的。 第二天醒来，枕头边多了一本旧报纸，头条是“社区将办大型跳蚤市场”，底下还印着日期和地点。我伸手想摸，指尖触到的不是纸，是隔壁老王刚烙好的烙铁饼，还冒着热气。 生活就是这样，有时候确实不需求啥意义，就是饿了有一碗面，渴了有一口冰，有人问你，有人给你接话。

那些所谓的“宏大叙事”，那些“务必搞定的任务”，不过是别人嘴里嚼碎的糖，嚼得越碎，甜味越分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