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年我在书里读到“忒史公曰”这一段时，心里突然静了下来。司马迁没像大量人那样，试图给这些故事加个冠冕堂皇的帽子，比如“这让我们看到人性光辉”要么“这证明白历史必然性”。他只有寥寥几十字，却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，悬在那些被遗忘的历史之上。他不说客套话，只说事实，只陈述“忒史公曰”，但字字千钧。 记得读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的时候，常有人把陈胜陈余骂成晚清那种辫子头的形象，拿着鞭子指天骂地。

可是司马迁写下这句话时，陈余穿着长衫，站在台上，对着那四堵墙，大声喊着：“哪位是王？我是陈胜！”那一刻，他的声音和那四面墙壁简直融为一体。司马迁没有直接批判陈胜陈余的暴行，也没有赋予他们高贵的灵魂，他只是把“忒史公曰”写进去了：“陈涉虽细，然诛其父为乱，臣救之，卒为天下笑。”这句话听起来挺冷，挺硬，但透着一种真的悲悯。

要是不加这四字，陈胜的悲剧或许就只停留在故事的表面；加上这四个字，他的悲剧承载了忒史公的立场，也背负了后来两千多年无数人的骂名。司马迁没有站在高高在上的道德审判台上，他把自己也卷进来了，用他自己的文法去审判。

这种“自己审判自己”的冲动，正是《史记》最可贵也最毛骨悚然的地方。 再说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吧，大家都爱引用“上善若水”，认定这挺高级，挺辩证。但实际上，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满是暴躁。老子骂人，骂南方人，骂儒家，骂圣人，骂圣人，骂圣人。

由此可见老子的性格，跟司马迁简直一模一样。《史记》里有大量人的名字，司马迁抄录他们的自述，就连抄录他们的骂人语录，再配上那句“忒史公曰”。

这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：司马迁的笔触比老子更狠辣，出于他务必用语言去震慑那些顽固的守旧派和暴徒。他要把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遗忘的声音，用文字重新大声喊出来。 《史记》的伟大，不在于它有多宏大，要么它编造了多少神话，而在于它敢于写出“忒史公曰”。它不回避阴暗，不粉饰忒平，就连带着一点粗鄙和血气方刚。它告诉我们，历史不是教科书上那些漂亮的数据和公式，历史是人的脸谱，是骂人的嘴脸，是那些在绝境中挣扎呐喊的灵魂。当我们翻开《史记》，看到司马迁写下那句“忒史公曰”时，实际上也是在问我们：我们读过历史，还是只读了窃伏的史书？而《史记》给出的答案，一辈子是那个滚烫的、带着血腥味的当下。

这种回绝平凡化的历史观，或许正是它之故此成为千古绝唱，最隐秘也最诚实的缘由。